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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与超越_央广网

发布时间:2019-06-01 17:01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王少军的五件大型雕塑作品《人与蛙》等,排列在一起,很像是在一个紧凑的时间段完成的,一个相对稳定的形象,一些相互关联的变化。雕塑的制作需要一些时间,一定数量的作品总是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里完成,不像绘画来得那么快,风格变化的节奏也快了许多。其实,王少军的这批作品是在一个长时段里相继完成的。一个突凹的变化,一个漫长的制作,一个意想不到而又至姗姗来迟的成功。王少军的雕塑原来不是这个样子,他是从学院派走过来的,良好的基本功,完整的造型能力,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,在他的肖像雕塑中还保留了这个特点。显然,2000年代中期是一个明显的变化,完全放弃了他的优秀的学院派品质,而开始了现代雕塑的尝试。这种尝试以前也有过,但基本上还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,个人特征不明显。

  应该说,这个时候也是中国当代雕塑的一个节点,或者说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候。传统的雕塑(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)停滞不前,装置与观念大行其道。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,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总会要走出现有形式的束缚,实现创造性的要求。装置与雕塑虽然没有直接的转承关系,由于形态上的相似性,使得很多年轻的雕塑家从雕塑的形式转向装置。在当代雕塑展上,雕塑-装置已成为一道重要的风景。王少军面临着同样的问题,他从学院主义和现实主义起家,走到2000年以后,感到了形式的困惑,再这么走下去,不仅在重复以前的创造,甚至也在重复人生。他开始追求变化,寻找一个新路子。他不想做装置,那会走出雕塑,对他并不适合,他力求从雕塑的本体突破,但也吸收了一些装置的观念。

  学院艺术有高超的技艺,也有造型的规矩,在这两者达到完美,也就是艺术家的个人意志彻底丧失的时候。当王少军想到要做点自己的东西的时候,实际上是一个艰难的转型。这个转型不意味着放弃,而是让自己的意志显现出来。这是一种自我的突破,自我被非我所遮蔽。即使以前的东西做得再好,也不是自己的东西,要告别过去,首先就是要做出一个自己的东西。这好像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概念,从形式入手突破古典主义的限制。很多青年雕塑家都是这么做的,各自确立自己的独特样式,从综合材料到装置,表面上很后现代,实际上还是形式主义的思路。王少军的着重点在人,人的塑造和人的形象。他以前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和规则来制作人,形象的程式化和公式化使他失去了创作的兴趣,他需要创造自己的人,这个出发点离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学院主义并不遥远。一个写实的人,但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人。他的搞法有点像当代艺术的反图像,当人被客体系统所物化的时候,找回自我的路径就是消除物性与表征(图像),消除图像的标志则是在现有图像的基础上,自我的图像不重复任何前在的图像。这当然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。

  首先是创造一个人物,这个人物不像任何已有的人物,不管是英雄人物还是学院的人物。这个人物是无意义的,可能是日常生活的人物,也可能是自己想象的理想人物。刚开始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物,后来成了没有特定意义或所指的人物。光头的人物就是在无意识中出现的,原来是想做一个特定的人,但是这个人总是摆脱不了特定的社会与文化属性,比如发型与服饰,都有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规定,他要摆脱这些规定,于是做了一个光头。至于衣服,怎么就成了一个出家人的打扮,也完全是偶然的。可能是由于光头的联想,小立领对襟衣的打扮就想到了佛教。他不是这个意思,他想寻找一个朴实的平凡的人,但又超脱于现实,沉溺于平凡。现实既是遥远的,又是内在的。现实在现实中被构造为非现实,他以前的雕塑就是所谓现实的,从公共工程到课堂教学,一个仿真的形象被冠以现实,实际上是通过权力、金钱和技术实现的,那不是真正的现实,那是一种模式,构造那种模式的人也是模式的一部分。还原一个真实的人就是要摆脱那种模式,意义不在于模式,而在人的还原,更本质的是人性的还原。王少军做了很多工作来实现这一点,虽然对其内在性还没有明确的意识。形象的分离与技术的淡化是相联系的。形象单纯而朴实,形式也相应简单。为了实现简单,王少军把技术隐藏起来。“把技术隐藏起来”是非常重要的因素,也是他实现突破的关键。技术包含着两个方面,一个是技术本身作为写实再现的条件,严格的训练和程式,再现一个程式化的形象;一个是技术适用的题材,技术的掌握必定用于特定题材的要求。王少军不是蓄意地破坏技术,像现代主义艺术那样,而是将技术悬置起来,让一个自我的形象浮现出来。自我与技术本身是冲突的,在成为一个雕塑家,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艺术的雕塑家,技术是基本的条件,但技术的完美实现,却是以自我为代价的。对于大多数艺术家来说,完美的技术实现和形象再现已是艺术的目的,个性化的表现只是形式的差异和风格的区别。王少军的“简单的形象”悬置了技术,是因为这个形象产生于前技术,产生于无意识。在构思这个形象时,他只想到人的构型,一个意念中的人。这个人不是审美的或艺术的,而是一个模糊的意象,一个浮动于生命中的东西。

  这个人是无所指的,他没有历史的和社会的规定,王少军有意消解他的身份,却又无意中陷入文化的联想。王少军的第一批新作品是做于2008年前后,近期的作品是2015年展出的。其间他到新疆工作了三年,由于条件限制,他在新疆没怎么做雕塑,倒是画了很多水彩和素描。画画是他的童子功,中专的时候学过舞台美术,画速写很在行。他的速写不是记录新疆的生活,但新疆的天地还是对他有影响,比如人在天上飞,人在云上走,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,没有新疆的辽阔是画不出来的。好像有一点象征的意义,他的画画是早于他的雕塑,就是说画画是“前技术”的东西,与他的生命经验联系得更加密切。对他而言,画画不仅唤醒了身体的记忆,还召唤了心理的意象。仔细阅读他的素描,可以看到素描中的形象与他的新作品的对应关系,重叠的形象也是对雕塑的解读。

  王少军的素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,即形象与文字;素描也有两个部分,淡彩与速写。工具用得很随意,有铅笔和毛笔。他不是刻意地去画素描,有兴趣的时候就画一些,有时也是记录感触,形象不足以表达的时候,还有一些文字来补充。说是素描,实际上是画在小本子上的速写,但又不是客观的速写,而是沉寂的心理、游荡的思绪、无名的欲望。它很可能是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,而且是无意识的表达。一个人物,一看就知道是那个雕塑人物的变体,这是从无意识中浮现出来的自我,它可能最先出现在雕塑,素描的形象虽然在后,但证实了雕塑形象的来源。一个艺术家的素描(包括图像笔记、草图和速写)总是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内心的秘密,一切规则和程式在其中都不起作用,相反,它还会顽强地抵触规则和程式,如同我们一本正经的身份,在公共场合和私密空间的表现却判若两人。王少军的素描就像日记一样,完全是一个私密空间的记录,它不是谈艺术,不是讲构思,而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有一张画很有象征性,“犹豫是对的,你能知晓门内储藏着怎样的过去吗?”画面很简单,一根线隔开了门里门外,门外的光头是自我,门里的形象更为简略和模糊,你可以意识到它的存在,却不知道它的究竟。还有一幅画是这样的,一扇略为开启的门,门外一个人,门缝中看到门里的人,“记忆之门轻易不要打开,何况这记忆其实也不可靠”。这是理性对感性的判断,一切被遗忘的东西并非都是美好的。他是在召唤记忆,却又紧张地等待记忆的来临。记忆与本我是冲突的,社会已经把原本天真的人塑造成社会的人,他服从于一切社会的要求,放弃一切本能的欲望,包括他的作品在内,也首先是社会的构造。另外一幅画与众不同,只有四个字“行政力量”,一个孤独的我封闭在乱七八糟的办公室里面。“行政力量”既是所指也是象征,它像社会的条条框框,既整齐有序也杂乱无章,人被淹没其中,他的孤独即是冲决封闭的焦虑。人在成长的过程中,逐渐被社会所同化,自我逐步消除,这是不可摆脱的宿命。可能人们会以各种方式找回自我,哪怕只是短暂的瞬间。王少军的素描就是透露出这样的信息,在自我与规则的矛盾之中,自我总是在不同的“角落”里顽强地显现出来。对于一般人来说,这种自我的闪念过去也就过去了,但艺术家则可能抓住这些闪念,将它显现为外在的形式。如同弗洛伊德所说,“艺术家不同于精神病患者,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,而再度把握现实。他的创作,即艺术作品,正像梦一样,是无意识的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。而且它在本质上也和梦一样具有妥协性,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跟压抑的力量发生正面冲突。”

  王少军的素描既是对他的雕塑的解读,也证明了一个人的意识和精神的自由的状况。这种状况对他来说可能是姗姗来迟,但却是真实的存在,而且比人的初始的生存欲求的意识要来得强烈和丰富。这种自我意识的发生(自由的生存欲求)或者称为意向,是先在地规定的,但没有被唤醒。一旦被唤醒,它会朝向一个对象运动,对象与意向共存在于一个世界共同体。意向的运动是一种生命的体验,亦即身体经验的过程,不是理性的认知与分析。如同王少军的素描,是生命的瞬间感触,它没有明确的所指,却是生命寻找自由的显现。另一方面,主体的意向是在一个存在的空间里面,意向不是孤立地运行,它不停地遭受周边事物的沾染,身体不是纯粹的身体,而是沾染融入了现实世界的各种因素的主体,从而也规定了意向朝向的路径,它趋向于客体,挟带着经验的各种关系,与客体融为一体。

  如果说王少军的素描反映了无意识的意向,那他的雕塑则是意向的结果。雕塑的形象是自我的化身,但它不是简单的无意识显现,而是充盈着身体的经验,渴望自由的欲求和无意识的迷茫。《通灵者》(2008)是“我”与一只怀抱着的猫,人是茫然的四顾,猫则在(身体的)角落里审视着什么。在王少军的素描中不断出现一只狗,狗被人格化了。在雕塑中,猫是狗的替身,它虽然赋予人的意志,却有人所不能经验的能力。关键在于,人是被规训的,而动物与规训无关,它是自由的,虽然它没有获取自由的权利。这种在无意识中不能解决的矛盾,在他的艺术中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。整个作品是通过人的身体动作与动物的神态而表达出的精神的意义。动物作为人的主体之外的精神感应,完全是出自艺术家的想象,是一种欲望的寄托和现实的焦虑。《星空》(2012)是一个巨大的头像,在展览中是一件标志性的作品。“星空”是一个外部世界,“我”对星空的仰望是一个不确定的意向对客体的朝向,客体也同样是不确定的。作品的形式是独特的,它是对他的标志性形象的复制与放大,它成为一个“波普”的对象,它之前的意义已经被固化,复制与放大意味着自我的大写,将个体的意义扩展为普遍的意义。它不是简单地强调雕塑的体量,虽然这同样具有形式的作用,而是让自我敞亮出来。它凝视星空,天真而单纯,似乎不是在这个生存的世界,是想回归沉默的时代还是寻找安全的归宿,但终究是美好生存的向往。在这件作品中,空间是一种有意思的表现,空间是由人的视线决定的,仰望的人的视线朝向无限的“星空”,是有限的生命向无限的空间展开。由于空间的无限性,人(主体)的自由的选择与朝向显得更加重要,人和星空之间的这种迷茫,显示为摆脱规定的人生而追寻自由的愿望。《跨越昆仑》(2014)与《星空》有同样的意义,都是生命的开放与精神的解脱。不同的是,后者是单体的雕塑,似乎更具有雕塑本体的意义,而前者有叙事性的成分,会引起完全不同的解读。这件作品做于赴疆之后,标题说明了时间的性质。一个大步行走的人,群山在他的脚下,云朵漂浮在他的四周,这好像是一个梦境或者是一种幻觉,用以前的话来说,就是一种极具浪漫主义的表现。由于人物是着民族服装,群山也似中国的传统山水,云彩则像传统壁画的画法,整体上看,作者似乎是向传统回归。作品应该是有回归的意思,但不是向传统的形态回归,而向人的本质回归。作品的本意可能是让自我的形象出现于不同的时间节点,而且是让必然的自我走向自由的自我,新疆的经验促成了自我的释放。行走的“自我”以各种方式在王少军的素描中出现过,那是一种无意识的萌动,一种内在的冲动与渴望。把素描转换为雕塑,或者说,把一个朦胧的意象转化为具体的形象,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王少军做了大胆的处理,他把群山放在人的脚下,人物显得无比高大,正好象征了人的“跨越”。白云直接贴在人的身上,这种绘画式的处理也很少见,空间的错乱和立体与平面的交织,不仅说明王少军创作上的不拘一格,还暗示了他的“意识流”的状态,尽管雕塑很难像文学和绘画那样表现意识流。意识流对于王少军非常重要。意识流不受规则的束缚,让自我自由地流动,他的素描就是意识流的产物。他的雕塑如果只是理性思考的图示,就不会有那种感人的力量。《跨越昆仑》确实是一个大的跨越,相对于前面的作品,虽然主题都很相近,但它提供了复杂的图式,在形式创造上实现新的突破。(易英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  王少军就是一个审美型的创造者。他坚持不懈,用雕塑与这个世界对话,他的艺术创作与他的人生方式高度一致。在这个人心浮动的转型期社会,他始终不紧不慢,保持着自己内心的节奏:既不懒散,也不匆忙;既不断进行艺术上的突破和创新,又不急于求成,急功近利。作为1978年恢复高考后中央美院雕塑系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,作为一个在创作和教育岗位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雕塑家和教师,他的从容和淡定在今天具有精神生态的标本意义。

  据海南省纪委监察厅网站消息,万宁市扶贫办主任冯小良涉嫌违纪,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。万宁市扶贫办副主任王少军涉嫌违纪,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。

  王少军的五件大型雕塑作品《人与蛙》等,排列在一起,很像是在一个紧凑的时间段完成的,一个相对稳定的形象,一些相互关联的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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